杨本芬：80岁开始成为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6.7总第998期《中国新闻周刊》
只要膝盖不痛，杨本芬每天都可以在iPad上写出好几页。从她年近60岁开始写作那天起，她从不知道什么叫瓶颈，每次一坐下去，就像打开水龙头，文字涓涓涌出，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有。如今她81岁了，即将出版第二部作品《浮木》，第三部作品也在撰写中，但出书这件事对她而言还是充满了不真实感。“没想到会出，真是一个意外。”杨本芬反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被人所知，是因为处女作《秋园》。
她身上带着些过分的谦卑。采访时担心普通话不够标准，一直问：“你听得懂啵？我这塑料普通话。”书写出来了又担心影响读者心情，“我都特别抱歉，我写的东西那么悲凉，读者看了会不会也不开心。”二女儿章红为《浮木》写代后记《成为作家》，她也担心：“这样写不太好吧？这样夸你妈妈，我还不是作家啊。”
她只在内心认可自己，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哪怕别人不看，自己也喜欢看，“我经常看自己写的东西，哎呀，写得真蛮好，我都在心里赞美自己，我还会写东西了。”可一落到外面的现实中，她又胆怯了。
杨本芬没有办法不胆怯。这一生，总是错过，总被亏待，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这个人运气怎么就那么不好。”当人生中的那些苦和“坏事”在她晚年时终于成为土壤，慢慢结出一个果实，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成功，成为一个作家。
“我们一家人终于齐全了”
《浮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杨本芬处女作《秋园》的补充。在那部描述母亲一生以及一家人挣扎求生的书中，为了小说节奏紧凑，杨本芬最小的弟弟杨锐的故事被删去。这个在十三个月大时，因肺炎死在杨本芬怀抱中的小弟弟，从未被她遗忘。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人的感情麻木了，小弟去世时，杨本芬和妈妈甚至眼泪都没流，但当生活有了余裕，每当她再想起小弟，都感到锥心的痛苦。
《秋园》缺失了杨锐让杨本芬耿耿于怀，还好由《秋园》带来的《浮木》迅速弥补了这个遗憾。在《浮木》中，她将杨锐的故事重写，让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个故事有了更丰富的文本和情感。“我们一家人终于齐全了。”杨本芬说。
除了《秋园》中被删除及笔墨未尽的家人，杨本芬还写下了很多她曾认识的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这些劳碌一生的乡民很多没有善终。杨本芬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如同她用一整本《秋园》所写的“平凡如草芥的母亲”。
这是杨本芬一生所经历的故事，在二女儿章红看来，如果说《秋园》是一本自传式的小说，那么《浮木》更像是生活散文、随笔，杨本芬把记忆中的那些历久弥新的小事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杨本芬这辈子做过很多事，种田、切草药、担沙子、当过会计和县城运输公司的加油员，还承包过汽车零配件商店自己做小老板，唯独没做过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写作训练。但她会讲故事，记忆力也好，只要是读过的书她都记得。
70年代末电视机还未普及，冬日的晚上，隔壁邻居、运输公司年轻的汽车修理工都喜欢去杨本芬家，听她讲故事，《红岩》《七侠五义》《安娜 · 卡列尼娜》……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书不多，只要是她看过的，她就能讲给大家听。在女儿章红的童年印象中，妈妈讲起话来特别有表现力，无论说什么都栩栩如生。
晚年，杨本芬无非是把她愿意讲的故事在笔端流淌出来，这对她来讲，又有什么难呢？但她从不敢说自己有什么天赋，她只知道，自己这一生，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读书。
“读书真好呀”
杨本芬1940年出生在湖南湘阴，父亲身体不好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家人的生计落在母亲肩上。作为家中长女，杨本芬从小帮助母亲分担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无法进学校读书，只能跟着父母识字。直到11岁，她才终于等来读书的机会。
她每天得走12里山路，常常天还没有大亮，就一个人轻轻起床，深夜还要在油灯下刺绣帮家里挣些零钱。杨本芬每天都很快乐，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心里不住地自言自语：读书真好呀！读书真好呀！
11岁入学，她不能从头念起，直接入学四年级，四年级的算术跟不上，她就自己发狠地学，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没有考过第二名。但第一名又能怎样？小学毕业后，杨本芬没能升入中学，她要参加劳动给家里攒工分。她能理解家里的决定。
又过了几年，弟弟妹妹长大了，杨本芬17岁。一天，妈妈对她说：“你去考学校吧，若能考取，就去读书。”杨本芬又高兴又担心，她实在是想读书，但她也知道，她走了，担子就全压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她去考岳阳工业学校，将近30个人参加考试，只有她一个人考上。
在岳阳工业学校，她每门功课都学得好，终于可以敞开了看书，杨本芬买了一个手电筒，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看。她开始崇拜作家。就在她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时，学校却忽然停办了，她没有拿到毕业证没法找工作，也不想回家，就去最近的宜春。在宜春，她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她又考上了，结果读了还不到一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下放到何家坝改造，她又没有书读了。她选择了婚姻，原因很简单，对方说结了婚她可以继续读书，但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了，这辈子最大的愿望终究落空。
1972年2月，杨本芬进入县里的运输公司上班。不久后，公司就接到上级下发的文件，凡在1972年1月31日前入职的人员，均可以转为正式职工。命运再次跟杨本芬开了个玩笑，几天之差，她错过了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你看，我的运气就是这么不好。”杨本芬的感慨让人无法反驳。
尽管退休前后的待遇都与正式职工无异，但身份上的标签给她带来了一辈子的创伤。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安全的、被打入另册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必须任劳任怨，对每一个人都赔着笑脸，因为自己是临时工，这个身份给她带去长久的不安全感。
即便在这样的境遇里，在那个书籍奇缺的年代，她仍在尽全力读书。宜春的铜鼓县城要找书并不容易，杨本芬只要听说谁家有本自己没读过的书，就想方设法借来，哪怕要“巴结”别人，帮人做点针线活。有次刚借的《第二次握手》第二天就要还，杨本芬便连夜把这本书抄下来。
有了这样的经历，杨本芬也一直要求自己的孩子以后必须读大学。后来，她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章红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拿下硕士学位，如愿成为一名作家。
在章红眼中，母亲并非刻意去展现什么思想高度，她一生都不是一个反叛者，她只是在秉承她心中朴素的直觉与人性。或许，也正是杨本芬心中这些可贵的质朴与智慧，让她书写出那些打动人心的故事。
八斤重的稿纸
杨本芬60岁那年，89岁的母亲梁秋芳去世了。在巨大的思念与悲痛中，她正好读到了作家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也可以写写自己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若不如此，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抹去。杨本芬也想到自己，“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当写作的念头浮现，便再也没法按压下去。在那个由阳台改造的四平方米大的厨房里，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杨本芬就坐在一张矮凳上，用另一张稍微高点儿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
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她随时坐下来写。汤沸了，她再赶紧把纸笔收进塑料袋里，寻找家务中的下一个缝隙。只要提起笔，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说出来。杨本芬说：“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两年多时间，边写边改，她写下8斤重的稿纸，这重量不完全是手稿本身，还有她许多的眼泪，“这个痛苦是情不自禁的，历历在目，但我还是坚持写下去了”。
写完后，杨本芬从未想过出版，女儿章红把文章以《妈妈的回忆录》为名贴到天涯社区，这个讲述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在时代大浪中挣扎求生的故事迅速在网上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众多网友的反馈和鼓励给了杨本芬很大惊喜。为了回复网友留言，杨本芬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2019年，《妈妈的回忆录》被出版人涂志刚发现，他只读了一章就决定“必须要出版这本书”，哪怕只能印五千册。不是因为作者80岁了还没有出过一本书，也不是因为这本书写了母女之间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而是因为“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2020年6月，杨本芬的处女作《秋园》出版。此时，距离她写下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17年。这一次，她终于没有再错过。
女儿章红把母亲杨本芬在晚年拿起笔开始写作，视为救赎，在她拿起笔的那一刻，荣耀与卑微、强大与弱小发生了颠覆。卡夫卡有一段著名的话，“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一只手挡开点笼罩命运的绝望，同时，另一只手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 章红觉得，母亲杨本芬正在这样做。
(实习生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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